知恒析法 | 企业内部职务犯罪辩护系列③:收了钱就是受贿吗?—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"对价"审查与无罪裁判观点
作者:杨帆律师
01法条原文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
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】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为他人谋取利益,数额较大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数额巨大的,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可以并处没收财产。
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违反国家规定,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,归个人所有的,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国有公司、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、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、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,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、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02法条解读
本罪是受贿罪在民营企业等非国有单位中的对应罪名,保护的核心法益是企业内部人员的职务廉洁性——员工手中的职权是公司赋予的,若将职权用作与交易相对方交换的筹码,损害的不只是交易对方的利益,更是公司的决策秩序。
与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以本单位财物为对象不同,本罪的资金来自单位外部,辩护主战场不在"财物归属",而在"对价关系"——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桥梁。
行为结构上,"利用职务上的便利+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+为他人谋取利益"三个要素须同时成立。与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不同——受贿罪对索贿不要求"为他人谋取利益"——解释上一般认为,本罪无论索取还是收受,均须具备该要件。
"谋利事项"与"收受财物"之间的对价关系,因而成为本罪成立的核心,也是无罪辩护最重要的突破口:有真实劳务基础的报酬、有民事权益依据的补偿、与职务无关的人情往来,都不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。
其中"利用职务上的便利"须作严格解释:指行为人对单位事务享有的管理、经办、审批等职权;仅因工作环境、人脉资源等间接机会促成交易并收取费用的,属"工作便利",不符合本罪构成——判断的操作性标准是有无决定权、审批权。
第二款针对经济往来中的回扣、手续费:账外暗中收受归个人所有的,以本罪论处;单位明示的合法佣金安排属商业惯例,不构成犯罪。最后仍须回到身份问题:收受财物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(如受国有单位委派)的,即便在民营企业岗位上,也应按受贿罪处理——罪名转换直接影响法定刑与数额标准。
03立案量刑标准
档次 | 数额标准 | 法定刑 |
入罪(数额较大) | 6 万元以上(2016 年"两高"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:按受贿罪"数额较大"标准 3 万元的二倍执行) |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|
数额巨大 | 100 万元以上(同条:按受贿罪"数额巨大"标准 20 万元的五倍执行) |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|
需要说明的是,刑法修正案(十一)对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的法定刑作了升格调整,但未修改本条,本罪仍为两档法定刑;上述二倍、五倍规则经修正案(十一)施行后的实践检验仍在适用。行为跨越 2016 年解释施行前后的,依从旧兼从轻原则选择适用——下文无罪裁判观点五即为适例。
04无罪辩护观点
4-1无罪裁判观点一:
仅有行贿人一方证言,孤证不能定案
案件名称:叶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(2014)东二法刑初字第 1914 号刑事判决)
审查法院: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收受他人财物,主要依据行贿人一方的证言。经审查,每宗被指控犯罪的作案时间、地点及行贿人均不相同,各宗犯罪中的行贿人并非其他宗犯罪中的见证人,相互之间不能印证;且行贿人承包了被告单位的关联业务、与公司存在利益关系,证言的真实性、可信度存疑。
同时,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如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为,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,仅凭行贿人的证言,证据不够确实、充分,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,宣告无罪。
裁判要点:受贿类案件的证据天然呈"一对一"结构——行贿方与受贿方的言词证据互为孤证。突破孤证局面须依赖客观证据:资金流水、通讯记录、单位账册、审批文件。辩护中应逐笔拆解指控事实,检验每一笔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闭环;对控告方而言,这同样是启动程序前必须完成的证据准备。
4-2无罪裁判观点二:
利用的是"工作便利"而非"职务便利",不符合构成要件
案件名称:吴茂松、刘波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(2014)成刑初字第 00348 号刑事判决)
审查法院: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向他人介绍客户并收取费用。经查,二被告人在该行为中未行使对相关业务的审批、决定等职权,收取钱款的前提亦不属于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的职务行为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为,二被告人在该行为中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且收取钱款的前提不属于在金融业务活动中,不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,指控不能成立。
补充案例:熊某某案((2013)益法刑二终字第 5 号刑事判决,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)中,法院认定行为人虽收受财物,但未参与相关业务审批,其行为属于"斡旋"性质而非"职权利用",同样未以本罪定罪。
裁判要点:职务便利源于职责授权,工作便利源于工作条件。对贷款审批、招标评审、采购决定等事项没有决定权、审批权的人员,即使其居间撮合并收取费用,也不宜以本罪追诉——其行为是否涉嫌其他违法,另当别论。
4-3无罪裁判观点三:
不具有职务身份,亦无为他人谋取利益
案件名称:李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(2019)冀 04 刑终 754 号刑事判决)
审查法院: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被告人不具有单位职务身份,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行为;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其为开发商谋取利益,且无法证明其与其他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为,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,指控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,宣告无罪。
裁判要点:主体身份与"谋利事项"须同时查明,缺一不可。实践中不少指控将"在场""知情""转达"等同于"利用职务",将被动收受等同于"为他人谋取利益"——这两步跨越均无法律依据,辩护中应当正面指出指控逻辑的断裂处。
4-4无罪裁判观点四:
涉案款项具有真实的劳务对价或民事权益基础,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不存在
案件名称一:苟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(2019)川 0191 刑初 143 号刑事判决)
审查法院: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被告人收取公司转账 48 万元。法院经审查邮件记录等证据,证实其实际提供了与款项相对应的技术服务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定该款项为劳务报酬,与职务无关,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不存在,不构成犯罪。
案件名称二:刘昔书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云南省华坪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告无罪,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抗诉、维持原判;案例经司法行政普法平台公开发布)
审查法院:一审云南省华坪县人民法院,二审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刘昔书系村委会主任,因自家房屋、水源受煤矿开采影响,与煤业公司协商,以工程承包、装载机租赁租金的方式获得补偿共 10 万元,被指控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为,指控证据在证明犯罪目的、动机和起因方面不具备刑事案件证据证明力的唯一性要求,领取钱款后是否为煤业公司谋取利益缺乏证据证实,宣告无罪并退还涉案款项。
裁判要点:收受财物不等于受贿。款项性质是劳动报酬、借款、货款、补偿款还是贿赂,须以客观证据(合同、邮件、票据、履行记录)判断权钱交易的对价是否存在——"给钱"与"职务行为"之间没有对价桥梁的,不构成本罪。
4-5无罪裁判观点五:
数额未达追诉标准;新旧标准衔接时依从旧兼从轻
案件名称一:朱紫红、袁伟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(2017)晋 1021 刑初 17 号刑事判决)
审查法院:山西省曲沃县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二人分别收受财物 41269 元、21000 元,法院确认其行为虽侵犯公司管理制度和职务廉洁性,但对照当时适用的数额标准,二人均未达到追诉起点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为,依 2016 年解释第十一条,本罪立案标准为 6 万元,二人均未达到立案标准,不构成犯罪,宣告无罪。
案件名称二:李彦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((2017)冀 01 刑终 370 号刑事判决)
审查法院: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法院查明事实:原审审理期间,2016 年解释施行,将本罪"数额较大"起点由 1 万元提高至 6 万元;行为人受贿数额仅 1 万元。
判决如下:法院认为,应当依据新的司法解释对被告人依法判处无罪,二审改判无罪。
裁判要点:数额辩护的第一步是拆账——从指控总额中剔除具有合法性质的部分、重复计算的部分;第二步是审查累计口径与新旧标准衔接。本罪自 1997 年刑法确立以来数额标准几经调整,行为跨旧法时段的案件,从旧兼从轻原则往往直接决定罪与非罪。
05律师观点
纵观五个无罪裁判观点,本罪的辩护始终围绕"对价"展开,可归纳为三条路径:职权之辩——审查行为人对相关事项有无管理、经办、审批的职权,把"顾问""经办""知情"作为职权指控,在裁判中很难成立(观点二、三);性质之辩——审查款项有无真实的劳务、交易或权益基础,合同、票据、履行记录足以支撑对价的,权钱交易即无从谈起(观点四);证据与数额之辩——"一对一"的言词孤证不能定案,指控总额须经拆账并对照追诉标准,新旧法衔接时依从旧兼从轻(观点一、五)。
对民营企业而言,本罪既是内部反腐最常动用的罪名,也最易因证据准备不足而落空。控告前应完成三项核查:收受行为有无行贿方之外的多源证据印证(流水、通讯、账册);涉案员工有无审批、决定权限;款项有无对应业务背景——付款凭证与履行记录足以支撑劳务或交易对价的,应先走民事途径。
一次落空的控告,损害的不只是被指控者的名誉,更是企业自身的治理权威。
至此,"企业内部职务犯罪辩护"系列三篇完结。三罪合观,企业内部人员侵害公司权益的三种样态与刑民边界已然清晰:职务侵占罪划"占有"之界——处分有真实权利依据的财产不是侵占;挪用资金罪划"使用"之界——承载单位集体意志、未脱离单位控制的资金流转不是挪用;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划"对价"之界——没有职权基础与谋利事项的收受,只是普通的民事往来。
三罪的裁判逻辑指向同一原则:刑法是企业权益保护的最后手段,刑事手段应当在证据确实、边界清晰时才予启动。这既是企业内部控告的证据组织清单,也是避免将正常商业纠纷刑事化的风险提示;控告与辩护两端服务的价值,正在于帮助企业在每一次"刑民之界"的判断上作出准确选择。
杨帆律师
执业经历:
曾先后就职于知名律所,长期从事企业法律工作,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,熟悉企业合规、争议解决与风险防控等业务。主要执业领域涵盖刑事辩护、民商事争议解决、建设工程、公司事务以及执行程序等,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。
杨帆律师始终秉持“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”的理念,注重以专业能力和细致服务为当事人化解纠纷、维护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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