卓胜原创｜以爱为名的囚笼：涉“戒网瘾”机构非法拘禁案的法律分析

作者 | 卓胜刑事团队麦焯林、姚诺羲 

引言

2026年3月，河南三门峡。21岁的女大学生李某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原本回家的一次寻常探亲，竟会演变成一场长达11天的非法拘禁。由于父母不认可她的恋爱对象，她被亲属编织的谎言骗上车，随后被强行送入名为“励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”的机构。

在那里，大门紧锁，手机被没收，她失去了作为现代公民最基本的行动自由与通讯自由。教官的拖行、踢踹，以及被迫录制的“报平安”视频，构成了她11天内的全部生活。

然而，这并非孤例，反映出社会中家庭教育观念与法律边界的长期错位。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，剖析此类案件中机构与家长的刑事责任边界，梳理类案裁判规则，并探讨如何从法律层面彻底铲除这一毒瘤。

一

罪与非罪：机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解构

在针对“戒网瘾”机构的合规性审查中，常见的争议焦点在于“家长委托协议”的效力以及“特殊教育”的性质界定。然而，从现行刑法框架审视，此类抗辩无法阻却行为的刑事违法性。结合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励萱机构的行为已完全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。

第一，关于人身自由权的不可让渡性。受害人李某系21岁成年大学生，依法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权。即便存在亲子关系，父母亦不享有限制成年子女人身自由的法定职权。《民法典》第三十四条明确限定了监护职责为保护合法权益，而非剥夺。

因此，机构持有的“家长委托书”在法律上属于无效授权，不具备违法阻却效力。

第二，关于客观行为的刑事追诉标准。机构通过锁闭大门、没收通讯工具、禁止擅自离开等手段，实质性剥夺了李某的身体移动自由。根据立案追诉标准，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即应予立案。本案中，拘禁时长持续11天（264小时），且伴随踢踹、拖行等物理暴力，以及强迫录制虚假视频等精神压制行为。

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后段，上述“殴打、侮辱情节”直接触发法定从重处罚机制。

第三，关于经营资质与罪名竞合。经查，该机构营业执照仅限“教育咨询服务”“拓展活动策划”等，却实际开展封闭式行为矫治并收取高额费用。这种超范围经营行为，不仅违反了市场监管法规，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，还可能涉嫌触犯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或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。

这种想象竞合关系，为全面追究机构责任提供了多维度的法律路径。

表1励萱机构案刑事违法性构成对照表

二

共犯理论的适用：父母能否以“爱”免责？

这是本案最刺痛人心，也是辩护难点最大的地方。在传统伦理中，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”；但在现代法治中，“法不容情”。

（一）家长行为的可罚性分析

父母将成年子女送至封闭式机构，是否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共犯，关键在于共同犯罪的合意与行为贡献。若父母仅因认知局限轻信机构宣传，未参与具体管理决策，通常不认定为犯罪。但若父母在送交前与机构达成实质性合意，例如明确要求“严加管教”“限制其与外界联系”或“未经我同意不得放人”，则其行为构成了非法拘禁的教唆犯或帮助犯。

从因果关系的客观归责看，没有父母的欺骗行为（如虚构事由将子女骗至机构）和资金支持，机构难以完成对受害人的物理控制。在具备共同故意的前提下，父母的行为不再仅仅是家庭管教，而是成为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协力行为。

（二）学者视角的法理支撑

针对此类乱象，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教授指出：“网戒中心打着医院或教育机构旗号，让家长误认孩子'有病'，虚构事实骗取信任并收取巨资，可能涉嫌欺诈。所谓'行为矫正'若违背接受者意愿，不是教育而是驯兽式洗脑……家长把孩子骗/绑去本身就违法。

”这一判断在法律上有着坚实的依据。

首先，监护权不等于支配权。《民法典》第三十四条明确限定，监护职责仅限于“保护”与“代理”，而非剥夺。其次，法律明确禁止限制人身自由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十七条与《民法典》第三十五条构建了双重防火墙：前者直接禁止非法限制被监护人自由，后者确立了“最有利于被监护人”的履职底线。

由此可见，家长以“爱”之名实施的欺骗与拘禁，在法律上属于无效且违法的行为。现代法治早已摒弃了将子女视为父母私有财产的宗法观念，任何脱离法律授权的“管教”，本质上都是对人身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侵犯。

（三）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司法现实

虽然刑法理论中存在“期待可能性”的空间，且司法实践中极少追究父母刑责，以免家庭伦理解体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无需承担法律责任。在民事领域，父母若存在过错，应与机构构成共同侵权。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，受害人有权向父母主张连带赔偿责任。

这是一种独立于刑事责任的客观评价，也是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重要途径。

表2父母在不同情形下的法律责任层级分析表

三

类案检索与量刑实证分析

为准确把握本案的司法裁量尺度，笔者检索了近年全国范围内涉“戒网瘾”机构的刑事判例。通过对裁判规则的梳理，可以为本案的定罪量刑提供明确的参照。

（一）类案裁判规则的总体演变

通过对早期（2009年前后）与近期（2018年以后）判例的对比，司法实践对该类行为的定性经历了从“过失倾向”向“故意犯罪”的明确转变。早期的“南宁起航案”曾以过失致人死亡定罪，而近年的“豫章书院案”及“合肥正能案”则清晰表明：机构无资质实施的拘禁行为本身即构成犯罪，家长的委托授权不产生违法阻却效力。

表3：类案汇总表

（二）裁判规则与量刑特征的实证分析

基于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》及各地实施细则，结合此类案件的共性特征，可对量刑规律作如下实证推演：

第一，量刑起点的确定。对于未造成伤害后果的非法拘禁行为，量刑起点通常设定在三个月拘役至一年有期徒刑之间。在具体取值时，法院往往会考量拘禁场所的封闭程度（如是否为“小黑屋”）及对象的特殊性（如是否为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）。

第二，刑罚量的累加规则。在起点刑基础上，每增加拘禁一日，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。实务中，若拘禁时间远超司法解释规定的24小时立案标准（如超过一周），刑期增幅通常会随之扩大。

第三，情节调节比例的适用。殴打、侮辱情节：这是此类案件的标配情节，依法可增加基准刑的20%以下；致人伤残：若造成轻伤以上后果，则不再适用非法拘禁罪的单一量刑，而应考虑与《刑法》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进行数罪并罚，刑期将突破三年有期徒刑；多人拘禁：若一次拘禁多名学员，刑期亦会相应增加。

（三）关于“家长委托”情节的司法态度

在所有类案中，一个共通的裁判规则是：家长签署的委托协议、入学申请书等文件，均不能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依据。

法院普遍认为，人身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，监护人无权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将其让渡给无资质的商业机构。相反，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牟利并实施犯罪，往往被视为反映主观恶性较深的因素，在量刑时不予从宽考虑。

四

制度性反思：为何“豫章书院”们阴魂不散？

法律的滞后性在此类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即便判决了豫章书院，励萱机构依然开门营业，这背后的制度漏洞值得深思。

（一）监管职能的“九龙治水”

励萱机构案暴露出的首要问题是行政监管的缺位。该机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仅为“教育咨询”与“非诊疗类心理咨询”，却实际开展封闭式管理与行为矫治。这种“有照无证”的现状，导致了监管权限的割裂：

表4涉戒网瘾/行为矫治机构监管权责与执法盲区对照表

这种“各管一段”却“都不全管”的格局，使得无资质机构得以在灰色地带长期存续。

（二）域外法视野下的责任承担机制

针对封闭式“行为矫正机构”，美国部分州（如犹他州、马里兰州）近年通过专项立法与司法判例，对所谓的“治疗营地”（Troubled Teen Industry / Residential Treatment Programs）建立了较为严苛的责任承担机制。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：

第一，严格责任（Strict Liability）倾向。多州法院在判例中认定：只要机构实施了超出一般寄宿制学校范围的人身控制行为（如锁闭、捆绑、强制隔离），并在此期间发生人身损害，不问家长是否同意、不问机构是否有主观故意，机构均需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。

部分州进一步规定，若机构存在隐瞒资质、虚假宣传疗效等欺诈行为，适用惩罚性赔偿（Punitive Damages），金额可达实际损失的3—10倍。

第二，强制信息披露与许可备案。美国部分州要求此类机构必须向州政府申请“住宅治疗设施许可证”（Residential Treatment Facility License），并向家长完整披露员工背景、既往投诉记录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具体措施。

未履行披露义务的，直接构成违法，面临吊销执照及行政处罚。

第三，取消“家长同意”的免责效力。美国多数州的成文法或判例明确：即使监护人签署弃权书或同意书，也不能免除机构对非法拘禁、虐待或过失致死的责任。法院普遍认为，基本人身权利（Life,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）不得通过合同或亲权让渡。

相比之下，我国现行法律主要采用过错责任原则，要求受害人举证证明机构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，这对于处于封闭环境、取证能力受限的受害人而言难度较大。未来修法可考虑引入过错推定原则，即在机构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发生的损害，首先推定机构存在过错，由其自证清白，从而降低受害者的维权成本。

表5中美涉封闭式矫治/特训机构法律责任机制对照表

（三）完善法律规制的立法建议

基于上述分析，为从源头遏制此类犯罪，建议从以下三个维度完善立法与监管：

第一，明确实质监管原则。立法应穿透“教育咨询”“拓展训练”等形式外观，明确禁止任何商业机构以“矫正”“特训”为名，对成年人实施封闭式人身自由限制。凡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经营活动，一律纳入公安机关特种行业管理范畴。

第二，建立行业禁入与信用惩戒制度。将曾因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等罪名受过刑事处罚的自然人，列入“未成年人保护”及“教育服务”行业的负面清单。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机构，实行“一案双罚”，既吊销执照，又禁止其法定代表人再次进入相关行业。

第三，强化监护权行使的边界普法。司法行政机关应将《民法典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关于监护权边界的内容纳入重点普法范畴。明确告知监护人：监护职责仅限于保护与代理，绝不包括通过第三方机构限制被监护人人身自由的权利，以此切断灰色产业的供需链条。

五

结语

女大学生被骗入戒网瘾学校11天，这11天里的每一分钟，都是对法治底线的践踏。作为律师，我们在办理此类案件时，不应仅停留在法条的适用上，更应透过个案看到社会病灶。

真正失控的，从来不是孩子的网络使用或恋爱选择，而是家长对子女人生支配权的僭越，以及灰色产业对这种支配欲的肆意迎合。只有当法律的阳光照进那些挂着“为你好”牌匾的封闭角落，当父母意识到“爱”不能成为暴力的借口，当机构经营者明白“赚钱”不能以坐牢为代价，类似的悲剧才能真正终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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